枪口逃生:一个中国战地记者在伊拉克的九死一生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会有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另一名驻中东的记者操凤琴这样说:撑起“战地记者”这个头衔的,不是有钱付得起去战地的机票,不是雇得起保镖,甚至不仅仅是勇气。撑起它的是,大事发生时,我在现场。

自从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和其盟国为限制伊拉克军队行动,在其境内北纬36度以北和32度以南设立两个“禁飞区”,并在之后的几年不断扩大该区域。美英等国一再警告:如果伊拉克的飞机闯入该区域,美国就动用战斧式巡航导弹将其击落。

然而1998年,伊拉克新闻中心“邀请”了10多名外国记者乘坐2架没有机舱门的破直升飞机到边境地区采访。说是采访,实则是挑战美国、英国和法国划定的“禁飞区”。

伊拉克上空已经听不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好多年,谁也不能保证此次飞行不会遭到联军的攻击。飞机起飞前,路透社记者甚至建议把中、美、英、法四国国旗画在机身上,也许这样会让美军在发射导弹时手下留情?

然而即便如此,此行也依然非常危险。由于飞行制裁,伊拉克的飞行员已经很久没有驾驶飞机了;飞机也因为缺少零配件和维修,大大降低了飞行安全系数。也就是说,可能在被导弹击中之前,飞机就已经因为事故而坠毁。

机上有3 名穿军装的伊拉克机组人员:驾驶员、飞机维修人员和持枪的安全员。直升机晃晃悠悠地在马达轰鸣声中腾空而起,约两个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离伊拉克—约旦边境不远的安巴尔省的“路特拜”军用机场加油,出于安全考虑,直升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一直是沿着“禁飞区”界限北侧由东往西飞行,并未进入“禁飞区”范围。

不过,再次升空约15 分钟后,直升机突然改变方向并降低飞行高度,几乎是擦地飞行,离地面最近时仅一两米——这是为了躲避美国的雷达,且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终于,在将近4 个小时的旅行之后,我们抵达了伊拉克边境的“阿尔阿尔”军用机场。机组人员告诉我,如果不是为了绕过“禁飞区”领空,从巴格达直飞阿尔阿尔实际上仅需一个半小时。好在此行有惊无险。

有趣的是,包括伊拉克官员在内的各国新闻工作者普遍认为,与中国记者一起乘坐飞机安全系数可能比较高,美国人不敢对飞机怎么样。这大概是由于中国在联合国享有的特殊身份和声誉。所以采访结束后,大家强烈要求我换乘另一架直升机,让另一架飞机的同行们也分享一下我“带来”的“安全系数”。

1997 年3 月我正在巴格达的一家幽静典雅的中餐馆用餐,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声。一群手持自动武器的人闯进餐厅,接着,另一群壮汉簇拥着一个坐在手推轮椅车上的人从远处缓缓向餐厅走来。等看清那位不速之客后,餐厅内的顾客们顿时坐立不安起来。

此人正是萨达姆的长子,在国内享有生杀大权的乌代·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的“大太子”,一度被内定为萨达姆的接班人。在后来的伊拉克美军通缉令中,乌代排名第三,代号红桃A,仅次于萨达姆和库赛。

乌代待人凶残,性情暴戾,对看着不顺眼的人历来毫不手软,曾打死了负责给他老爸萨达姆尝食的亲信麦加谢里夫·侯赛因,只因为后者在庆祝活动中比他先鸣枪;直接参与了对自己两个亲妹夫的暗杀活动。对于自己的手下,乌代也经常大打出手,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的不少球员都曾因输球惹怒乌代大公子而惨遭毒打。

在伊拉克被国际制裁、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乌代却能通过走私石油疯狂攫取国家财产,开豪华跑车、住王宫式别墅、抽古巴雪茄、玩女人。3个月前,在巴格达市中心开车兜风时,乌代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性命虽然保下来,但落下终生残疾。

当乌代的轮椅被推进餐厅后,几名持枪的贴身保镖马上把守住餐厅进出的大门开始巡视餐厅,只准出,不许进。他们为乌代选好了餐厅居中的桌椅,他的朋友陪他就座,包括医生在内的其余随从则在一旁站立。在餐厅老板的推荐下,乌代的随从精心点了10 样中国菜。

餐厅内的其他客人见到这个架势已无心用餐,生怕发生什么意外,扔下了刚上桌的菜肴纷纷离席而去。而我由于能听懂阿拉伯语,所以就被临时抓了“壮丁”,客串“店小二”。

乌代胃口不错,对中国菜也很懂行,在吃软炸鱿鱼和大虾时点名要糖醋和椒盐调料。乌代同他的随从干杯,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他酒量大得惊人,一个人就喝了一瓶威士忌酒。乌代还应老板的请求在留言簿上挥笔留下了墨宝:“伊拉克文明和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困难的日子即将过去,解除制裁的日子也不会遥远,人民会获得幸福⋯⋯”

乌代一行直到半夜1 点30 分左右才离去。临行前,他对中国料理啧啧称奇,向我这个翻译兼“店小二”道谢,并向老板表示“以后还会再来”。送客时才我发现,饭店的四周已设下了多道明岗暗哨;厨房内也安置了4 名持枪保镖。厨师在枪口下操刀和掌勺,每道菜上桌前,还要先给保镖试吃,并取样带回化验。谁也不敢想象如有问题会有什么后果。其实我这个新华社记者与这家饭店有何相干,但一旦有事我是脱不了干系的,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

餐厅老板冯枭事后告诉我,乌代一行当晚用餐,他只象征性地收了他10 万第纳尔(当时约合100 美元),实际上费用远不止这些,但没敢多要。

战后的巴格达被爆炸、袭击和类似“两名韩国人在伊拉克被当地反美武装分子斩首”这样恐怖新闻笼罩。外国人出门上街就有遭受袭击的危险,整个巴格达城充满着仇恨外国人的气氛。

举个例子来说。《纽约时报》2005年8月曾报道巴格达第一家地道中国餐馆的老板陈宪忠,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国商人,称赞他“勇气过人”。

然而,就在报道发出前不久的3月,陈宪忠驾驶奔驰车前往菜市场途中,险些被三名持枪男子绑架。陈宪忠大喊:“钱、车都给你们。”并奋力反抗,脑袋被枪托狠狠地击中,鲜血直流。所幸的是,附近的居民都认识他,一些店主拿着枪走出店铺向歹徒开火。歹徒们跳上车跑掉了。整个袭击过程中,陈宪忠被拖出了数米之远。在医院待了两天后,他返回中国接受治疗,休息了整整一个月。

现在,没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保护,他绝不自己出门。陈宪忠说,他的每个房间里都有枪,其中一把AK-47 放在桌子底下,另一支柯尔特式45 口径左轮手枪放在桌子的抽屉里。

然而在家里躲着也并不安全。自杀性爆炸事件数量只增不减,在前不久的一次爆炸中,餐馆的玻璃被巨大的爆炸震碎,大部分天花板也被震了下来,幸好当时餐馆内没有人。尸体残骸散落到餐厅被炸飞后砸在餐馆的二楼地板上。“到处都是尸体碎片,就连屋顶也没有幸免,”他说:“我很害怕那些疯狂的人。”陈宪忠的投资只收回了大约2/3。

就是在这个时候,2004年6月底,我受香港凤凰卫视派遣重返伊拉克,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绿区”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联军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共和国附近建立的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安全区,伊拉克政府部门、美国大使馆和驻伊拉克的美军总部都在“绿区”内,一度由美军控制。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文职行政长官布莱默就是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萨达姆被抓获的消息。

有一次,我开着车路过7·14大桥,时逢斋月,人很少。过了大桥后,还没到共和国,正要进“绿区”入口处时,两名年轻的美国士兵突然冲我急步奔跑过来,并举枪瞄准了我。

我赶紧急刹车,迅速打开车窗,担心用阿拉伯语他们听不懂,用英文大声跟他说“我是中国记者”,他才仔细端量我,看看像不像反美武装分子,在仔细检查完我的证件后再放我过去。

我慌慌张张地挂上车挡,踩油门,一溜烟地离开。心想,那天还下着雨,要是路滑刹不住车,再迟一秒钟把车停下来的话,说不定就会被美军误认为是前来玩命的自杀式汽车袭击者乱弹打死了!

另外有一次夜晚,我准备叫出租车回驻地。由于没有路灯,那时我看到远处鬼火似的淡淡灯光忽闪忽灭,由远变近,心急火燎的我以为是出租车,于是不停地挥手,示意其停车。等到灯光渐渐靠近我时,好家伙,我看到的是两辆美军装甲车架着冲锋枪正对着我,顿时吓出我一身冷汗,也不敢乱动,如果稍微乱动一下,也许美军就把我当成伊拉克反美武装人员乱枪射死了。美军士兵用照明灯对准我,持枪盘问,直到确认我是中国记者后才放行。

除了上述这些惊险刺激的非常事件,即便是日常的工作生活,在危险之外,也处处充满艰辛。

当时,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是唯一一家常驻巴格达的中国新闻机构,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失职——有突发事件或重要新闻时如果不能及时发出消息,或是被总社来电催稿,都是记者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但是,就拿新闻发布会来说。首先,有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伊拉克方却不对外宣布。即便宣布,也可能被巴格达市经常发生故障的电话线路耽搁,导致记者们联系不到伊拉克新闻中心。

其次,在重要的记者招待会场合,各国记者们并非按“先来后到”的规则入座,最佳的记者席“明码标价”,可以花钱预订,与西方记者相比,新华社记者不想出这笔钱,只好后排就座。有一次,来自国内的记者因不知道这个“潜规则”,坐到前排,伊拉克官员请他让座去后排,结果吵了一架,最后还得“客随主便”。

再次,即便顺利获知新闻发布会并参加、获取了宝贵信息,由于巴格达通信条件落后,记者往往无法用国际电话线路发稿。后来经过新华社总社特批,允许分社使用价格昂贵的海事卫星设备。巴格达分社一年的发稿费用,就要比新华社所有驻外分社一年使用的海事卫星总花费还多。

然而,巴格达的停电现象也常常使记者心烦意乱。每天要停电至少4-6小时,有时达12小时,甚至连续停电数天。在1998年分社购置大功率发电机前,分社仅有一台小型发电机只能供电脑等设备用,连照明也只能用蜡烛。由于不规则地突然停电,电脑里准备好的稿子来不及保存而丢失是平常事。不过,这也培养了驻巴格达的记者几乎都“精通”发电机及其他电器的基本维修技能。

最后,在采访中还有其他一些“意外”,比如,在巴格达街头未经许可是不准随便照相的。1998年伊拉克爆发武器核查危机期间,临时来巴格达采访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李晓果和樊如钧由于不谙当地规矩,一个坐在汽车内照相被军警发现,相机差点被没收;另一个在照相时当场被抓,由于语言不通在警察局被扣了几个小时。